《黄学增评传》封面。宝安日报记者 张萍 摄

夜深人静，捧读《黄学增评传》书稿，一卷尘封已久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呈现眼前。在那个血雨腥风、风雷激荡的伟大年代，革命先辈坚如磐石的理想追求、艰苦卓绝的奋斗抗争、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让人深感震撼、心潮澎湃。

宝安是一片有着深厚历史文化传承的古老大地，也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大地。她的革命火种就是黄学增烈士播下的。习近平总书记嘱咐我们：“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只有不忘来时路，知道为什么出发，才能认识过去、珍惜现在、把握未来，在驶向星辰大海的征途中才能乘风破浪、不迷失方向，才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几年，宝安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宝安地区党史的挖掘、整理、研究工作，设立了课题资金，修缮了宝安“一大”旧址、新建了党史展览馆、拍摄了《宝安1928》，支持宝安党校组织课题组，开展研讨交流，撰写《黄学增评传》。

丹心留史迹，直笔著信史。研究历史，必须坚持史实、史论、史识三要素的统一。革命史的研究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既要掌握充分的史料史实，具备较好的历史研究素养，还得下一番艰苦细致的考察研究功夫。宝安大革命史的研究，难就难在这段史料的缺失。所幸的是，黄学增党史研究课题设立后，省内外专家学者云集响应，他们不辞劳苦，分别在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档案馆、博物馆查阅、整理文献资料，开展了田野考察，遍寻革命后代及知情人进行史实考证，梳理了黄学增烈士短暂而壮烈的革命生涯，展现了宝安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历程，为我们重新认识这段不平凡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打开了另一扇窗。正如本传主笔人陈国威博士所言：“黄学增在中国革命史中的重要性和地位，宝安党史在广东党史、南方地区党史中的地位，都应重新审视、重新评估。”评传的出版，是这段不凡历史研究的补缺，也是献给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的一份特殊礼物。

历史从来都不是冷冰冰的故纸堆，泛黄的纸页、寥寥数语，其背后往往是鲜活的生命、淋漓的鲜血、动魄的场景、不屈的传奇和无从回避的责任使命。

黄学增1900年出生于广东省遂溪县墩文村，是第一期农讲所学员、1922年广东32名中共党员中的一员，和彭湃、阮啸仙、周其鉴并称广东四大农民运动领袖，是宝安党组织的创始人。

黄学增有着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坚定的革命斗志。他出身贫困，但不忘发愤图强。在国家危难之时、民族存亡之际，他积极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于1920年考上广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结交了很多革命志士，博览早期革命进步读物，积极参加青年运动。1922年入读陈独秀创办的广东省宣讲员养成所，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一个纯朴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中共早期党员。1922年夏，他回到家乡创建“雷州青年同志社”，积极投身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各种工农革命运动，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乡村传播的最早尝试。1924年被选送到彭湃主办的第一期农讲所，学习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为践行革命理想，他的足迹遍布广州、粤北、粤西地区和广西、海南岛。早在1924年，黄学增就来到宝安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培养、发展了深圳地区第一批中共党员，组建了早期党组织。1925年7月中旬，中共宝安县支部成立，黄学增任书记，宝安的红色基因从此烙下。在从吴川梅录前往高州的路上，不慎被民团抓走，脱险后有人劝他到外地避风头，黄学增却立下铿锵誓言：“革命即使危险，不过为着党和农民的利益，不得不去，而且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人，时时是准备牺牲的，故大胆地绝不畏怯！”

黄学增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出色的组织领导能力，是理论家、演说家。大革命初期，他深入宝安县沙井、松岗一带，以浅显的语言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了早期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受聘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代表广东省农会发表演说，号召工农两阶级要紧密结合，以打倒帝国主义。在其领导下，省港大罢工运动在宝安县深入开展。1925年9月-11月，官绅兵勾结攻击宝安农会、屠杀农民，黄学增受命调查并向农民部报告，通电省港罢工委员会，协调虎门防军救援，迫使国民政府严肃处理土豪劣绅。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报告《农民运动决议案》，提出了取消民团、惩办反动防军及不法官吏、取消苛捐杂税等21项主张，获大会通过。这次大会，黄学增与毛泽东、董必武等共产党人团结国民党左派，促使大会作出最有利于革命的决议。在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历程中，黄学增还不时撰文提出革命主张，其中《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开创了农民政治经济文化调查之先河。1928年4月，理论刊物《红旗》特约黄学增与周恩来、叶挺、朱德等13人为刊物撰文，可见其对大革命的认识以及对工农运动的指导水平得到了党内外普遍认可。

黄学增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是果敢干练的实干家、行动派。1928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黄学增在宝安组织发动了2次工农武装暴动，有力抗击国民政府反动统治，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难得的。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我们党多地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哪里的党组织最需要他，他就到哪里去。他先后奔赴西江主持武装暴动，发动肇庆反蒋起义、郁南都城暴动、四会人民反抗斗争等。南路农民运动遭受挫折，他就返乡策划南路农民武装暴动，促使平素“无组织”的南路农民成立了一百多个乡农会，会员一万多人。在琼崖革命斗争遭受挫败后，他又毅然赴海南，改组党组织，健全苏维埃政权，整顿扩建工农红军，为琼崖“二十三年红旗不倒”打下了坚实基础。1929年8月，在海口不幸落入敌手，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宁死不屈、严守秘密、光荣就义，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黄学增的作风彰显了共产党人为革命理想前赴后继、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正如毛主席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星星之火，终成燎原。黄学增播下的革命火种，代代相传。抗日战争期间，东江纵队在宝安跃起、威震华南，建立了广东首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开展了闻名中外的省港文化人大营救，书写了岭南地区抗战史、革命史、文化史上的壮丽诗篇。解放战争时期，两广纵队在战斗中发展壮大，为华南的解放和建设作出巨大贡献。宝安共产党人这种为民请命、开拓进取、埋头苦干、敢为天下先的优良传统和红色基因，一直在宝安大地汩汩流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不同时期，都创造了骄人的奇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历史再次选择这片海、这个湾，宝安踏上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新征程，宝安共产党人又一次站在了时代风口。接过时代接力棒，我们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笃定前行，把革命先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一座山峰的崛起，挺立的是脊梁；一项事业的成功，需要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这位红色传主，在大革命时期，曾与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并肩作战。1960年，周恩来总理唯一一次到烈士的故乡湛江视察，就询问起黄学增及其后人的情况，并拨款修建了黄学增故居和纪念亭。宝安区委区政府积极开展革命历史课题研究，支持宝安区委党校等单位组织黄学增烈士专题史挖掘、撰写工作，感谢这么多热心的学者专家花费了大量的心血、精力，梳理重现了这段光荣、悲壮的历史。

不动者厚地，不息者高天。无穷者日月，长在者山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们致以无限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