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任

■摘要

深圳经济特区脱胎于“老宝安”，而宝安40年沧桑巨变又是深圳发展腾飞最具典型意义的缩影。从宝安看深圳，昔日南粤边陲农业县从“经济特区”到“城市范例”的完美蜕变，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活力和优势，是我们坚定制度自信的重要底气，也是把“制度自信”转化为“行动自觉”的动力源泉。

宝安是中国的历史名县，40年前，宝安撤县建市，建立深圳经济特区。40年沧桑巨变，深圳经济特区从一个边陲农业县蝶变为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奇迹。宝安始终是南海之滨的一颗璀璨明珠，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更是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西协”桥头堡，是珠江口东西岸联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核心引擎。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从宝安视角回眸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和眺望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新征程，愈发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走得通”，而且“走得快”“走得好”。

一

从“老宝安”到“经济特区”

宝安，这个千年古邑，边陲重地，是汉唐“海上丝绸之路”古航道必经之地。乘改革开放与“深圳经济特区”东风，迅速崛起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今天我们谈深圳经济特区，绕不开宝安、绕不开宝安的历史。

历史的老宝安。宝安建制于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县志记载“得宝而安”，地名由来含有吉祥用意。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宝安外海伶仃洋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香港岛——这个自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以来就隶属于宝安的岛屿——被割让给英国，第一次脱离管辖，宝安也因此走进世人视野。此后半个多世纪里，宝安人民在反抗英国割让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强租新界和占领宝安的殖民侵略中，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1906年，连接广州与九龙的“广九铁路”（1949年广深段改名广深铁路）破土动工，1911年全线贯通，在宝安县境内设有平湖、笋岗、深圳墟等站点。新中国成立以后，宝安主要以边境严管县、军事重地的角色出现。二战后香港飞速发展，经济繁荣，人民富庶，成为闻名世界的“东方明珠”“亚洲四小龙”。而一河之隔的宝安，民生凋敝，举步维艰。那些年究竟有多少人逃到香港，很难有准确的数字，我们只知道1949年刚解放时宝安县人口30多万，1979年宝安人口还是30多万，30年基本没增长。当时流传着一首客家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村里只剩老和小。”“大逃港”写下了本地历史悲壮的一页，在共和国年轻的身躯上留下了一道伤痕。也正是这一惨痛经历给出了一份“时代的考卷”：越来越难以遏制的“逃港潮”倒逼中国共产党人直面现实，寻找新的答题思路。

杀出一条血路办特区。1978年7月，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期间，首次到基层考察调研，就到了宝安县。痛心于“逃港潮”，经过深思熟虑，他以敢为人先的魄力向党中央提出了创办对外加工贸易区的设想建议。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了宝安大地，宝安人挖鱼塘、养鸡鸭、种蔬菜、栽荔枝，要把宝安打造成供港鲜活食品的生产基地。1979年3月，为加强对宝安地区生产建设的领导，建立出口商品基地，发展对外贸易，经国务院批准，宝安撤县，改设深圳市。党中央眼光显然更深远，不满足于搞外贸、挣外汇，而是要划出一块地方作为加快发展的试验田，先行一步，放手大干。这就是建立经济特区的初衷。1979年7月，中央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等四个城市试办出口特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标志着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当时，从中央到地方，财政上都没钱，“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要钱要物没有，给几条政策由你们自己去解决。”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改变当代中国的一场革命拉开了序幕。

勇立潮头的新宝安。最初宝安县整体改为深圳市，1980年，中央决定划出327.5平方公里建立经济特区，重置宝安县，隶属深圳市，县政府搬迁到南头关西侧（今新安街道湖滨路1号）。建县之初，百业待兴，需找米下锅。敢第一个吃螃蟹的宝安人成立“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向社会募资。新中国第一张股票——“深宝安”就这样诞生了。1981年宝安县的GDP只有1.7亿元，1991年增长到39亿元，十年增长了20倍。1992年邓小平发表重要的南方谈话，1993年宝安撤县分区，分设龙岗区，2007年，宝安分出光明新区；2011年，宝安又分出龙华新区。“老宝安”不停地“开枝散叶”，“新宝安”的发展也是一日千里。2019年，不断“瘦身”后辖区面积只有397平方公里的宝安区GDP总额达到3854亿元，位列全省区县第六。如果作为一个独立统计单位来算的话，宝安在全国城市中可以排第62位。新时代，宝安迎来了“双区”建设时代，又一次站上时代“风口”，以崭新的姿态建设“湾区核心、智创高地、共享家园”。

二

从“县域经济”到“湾区经济”

自有建制以来，宝安的经济形态基本是以本地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依托，夹杂各种经济成分的县域经济。深圳从宝安县起步，改革开放40年走完发达经济体几百年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并推动现代产业和城市人文融入湾区，全面迈入“向海发展、向湾而兴”的“湾区经济”。

从农业经济走向工业经济。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本地只有传统的农渔业和少量农副产品加工、农机修理等薄弱工业基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当日，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大队与香港怡高实业公司签署了我国第一份“三来一补”合同，打开了宝安工业化1.0的大门，以来料加工为支撑的制造业热潮席卷宝安。各种“三来一补”企业在宝安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公路沿线交通便利的农村充分利用祠堂、公社饭堂、大队部改作临时工业厂房，仍然供不应求。到1983年，深圳已引进外资企业2500多家，其中“三来一补”工业企业占82%，大多数分布在宝安，宝安“制造业大区”地位由此奠定。1980年代后期，随着资金、技术、人才紧缺状况的改善，引进的形式由初期的“三来一补”为主逐步发展到以自产产品为主的“三资”企业，宝安工业化进入了2.0，宝安制造一步一步从来料加工向跟随制造转变。这一时期，一大批优秀制造企业相继成立，今天的行业巨舰华为、富士康，最早就在宝安西乡起家。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不再满足于跟随制造，开始自主研发设计，拉开了宝安工业化3.0的序幕，宝安制造逐步从跟随制造向完全自主研发设计升级。到20世纪初，深圳进入了以自有核心技术支撑的大规模制造时代，宝安作为优势工业城区，拥有最为完整的区域工业体系，拉开了宝安工业化4.0的序幕，形成了以电子信息产业为龙头、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装备制造业和传统优势产业为支撑的产业发展结构。近年来，以创新驱动为引领的产业转型升级浪潮席卷全球，深圳开始大力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引进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医药健康、智能装备、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高精尖产业。宝安着力构建适合自己的经济体系，坚定坚守实体经济和工业制造，坚定坚守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心无旁骛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壮大创新动能，以“创新+智造”为特色的产业链不断完备，电脑硬件和手机零配件曾经一度占到五成的市场份额，全球每100台无人机里就有21台来自宝安，全国智能穿戴产品每10个就有3个是宝安造；坚持招大商招好商招优商，在产业遴选中突出“亩产、研发、增加值、税收”四个要素，成功引进腾讯“互联网+”未来科技城、顺丰控股、vivo、融创冰雪文旅城、雪花啤酒等重大项目落地；积极抢占工业互联网布局发展先机，成为工信部授牌的区级工业互联网专项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宝安加速从“制造业大区”向“智创高地”蝶变。2019年，宝安地区生产总值达3854亿元，工业占比48%，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800多家，为全国区县第二、全省区县第一，这都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

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深圳毗邻香港，具有对外开放的地理优势。1979年，蛇口一声炮响，吹响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号角。经济特区建立后，依靠中央的优惠政策，深圳拉开了“外引内联”经济发展的帷幕，宝安也不甘落后，转变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对外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和科学管理方法，对内地联合人才、联合技术、联合资金、联合资源。初期，由于投资环境差，特别是法律体系不完善，外商怕政策多变，怕投资没回报、连成本都收不回，心存疑虑，相互观望，引进的多是劳动密集型、技术档次低的，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当时处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阶段的深圳却逐步形成了“投资以外商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到1990年底，宝安吸引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前来投资，项目有电子、玩具、服装、电器、塑料、家具、建材、皮革、钟表等，大小企业有4100余家，产品主要用于出口。宝安外贸总量常年位居全市前列，加工出口曾占全国10%，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加工贸易出口第一区”。进入新世纪，宝安全方位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电子信息产品出口额约占全球同类产品的0.8%，消费品出口额更占1.5%左右，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第一区”。2015年，宝安出口总额达到426亿美元，占全市的16%。2016年，宝安全面部署对德合作，凭借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政府、企业、机构与德国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宝安驻德国代表处在法兰克福揭牌，中德（欧）产业示范园加快建设，全区有2000家企业与德国贸易往来。进入新时期，开放经济进入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湾区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开放。宝安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地理核心，区内有国际机场、大铲湾港、107国道、宝安大道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有广深、机荷、沿江、南光、龙大等五条高速公路和轨道1、5、11号线，穗莞深城际线，宝安国际机场与香港机场实现海陆联运，轨道6、12、13、20号线，港深机场快轨、深圳机场站空铁综合枢纽、深中通道、深珠通道等正规划建设，海陆空铁立体交通网络初步形成，枢纽地位日益凸显，未来将继续承载深圳对外开放主阵地功能，利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蛇口自贸片区“双区扩容”机遇，全面提升产业发展、引进外资、贸易便利化条件，打造一流国际营商环境，建立空港综合保税区、国际快邮集散中心，谋划更多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共同构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平台，推动各类要素集聚宝安，为深圳新一轮全面开放做好示范。

从陆域经济走向海洋经济。中华五千年文明大部分时间均由农耕文明主导，是强调自身利益和需求的陆域经济，海洋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深圳作为一座海洋资源丰富的海滨城市，依托全球重要航运中心——香港，具备发展海洋经济的良好环境和基础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在大力发展陆域经济的同时，积极布局海洋经济，形成了以海上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海洋油气、海洋渔业和临海工业等为代表的海洋产业格局。2018年深圳海洋生产总值约2327亿元，占全市GDP的9.6%。同时，国家明确要求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要求深圳必须打造成为港口物流业发达的全球航运中心，具有完备海洋金融、海事法律等高端海洋服务业的全球海洋科技中心，配置海洋信息、海洋装备、海洋生物等领域顶尖企业和科研机构的海洋工业基地。宝安拥有深圳最长的45公里黄金海岸线，规划有深圳市海洋新城，注定要向富饶的海洋寻找新机遇。宝安不断增强整合湾区内海洋资源能力，具备了打造海洋经济核心城区的先决条件。通过产业链招商策略，以国家南方海洋科学城建设为契机，加快中德（欧）蓝色经济产业园和海洋特色产业园建设，积极引进海洋高端装备试验检测认证平台、海洋大数据分析与系统仿真平台，重点发展海工装备、海洋电子信息、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能源等海洋新兴产业，探索海洋开发银行、海事服务中心及海洋类国际组织在宝安布局，国际帆船对抗巡回赛决赛和世界湾区帆船赛落户宝安，推动深圳从“河口时代”迈向“海洋时代”。2019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作为核心引擎的深圳全面挺进湾区时代。宝安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之核、枢纽之核、产业之核、创新之核，也是深圳落实“西协”战略的桥头堡，更是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的核心引擎，将主动携手东莞滨海湾新区、中山翠亨新区、广州南沙新区、珠海横琴新区，强化产业联动，承担区域协调发展的重任；强化宝安交通枢纽地位，建设“湾区之光”（滨海文化公园摩天轮）、“湾区之声”（演艺中心）等系列地标性建筑，打造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城际交通圈”和“1小时文旅生活圈”；用好空铁综合枢纽和世界单体量最大的国际会展中心，加速珠江口东西岸联动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成为平衡发展与充分发展的示范区。

三

从“乡村管理”到“城市治理”

深圳是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特例，短短40年从一个户籍人口30余万、以农业生产和乡村建制为主的农业社会，发展成为一个户籍人口达到500万、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的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超大型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管理体系不断完善，管理模式不断升级，管理治理水平不断提高。

从传统的农村管理体制到现代城区管理体制。1980年建立经济特区后形成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1981年，深圳市划分为深圳经济特区和宝安县，恢复宝安县建制，原深圳镇、附城、福田、南头、蛇口、盐田等六个公社划入特区范围；宝安县管辖特区外所有乡镇农村。1983年，深圳市废除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成立了镇政府和行政村等基层组织。“一市一县”“市带县”制度使得深圳市成为包含城市和农村两种行政单元的地级市，特区外以农村管理体制为主，特区内以“市辖区”的城市管理体制为主。1992年，特区内推行城市化改革，撤销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建制，成立居民委员会，将村里承担的社区管理职能转到居委会。2003年，深圳市加快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进程，两个区18个镇218个行政村分别被改造为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近30万“村里人”变成“城里人”，深圳从此彻底告别农村，成为全国首个全面取消农村建制和农村管理体制的地区。2010年，深圳经济特区的范围延伸至全市，宝安、龙岗被纳入特区，实现关内外一体化，至此，“关外是农村”的观念才开始真正逐步转变。

从传统熟人社会到现代共享家园。经济特区建立之初，深圳只有30余万人，交通不便，封闭且缺乏社会流动性，大多数人的生活半径往往就是村、镇，生于斯、长于斯，很少与陌生人打交道，交往的都是亲人、熟人，彼此知根知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血缘、地缘、感情为纽带，经济关系、交易关系、彼此互信建立在礼制的基础和约束上，救助更多发生在族亲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随着经济特区高速发展，深圳这片热土成为全球有志之士的逐梦之地，社会流动性增大，体制外人口和流动人口不断增多，宝安原有的人口结构也随之改变，1987年，宝安外来人口首次超过户籍人口。随着40年 人口持续净流入，原村民已经成为极少数，即便是近年来放宽了落户限制，至2019年底，宝安户籍人口也只有70余万，而实有管理人口560余万，改革开放让古人描述的“近者悦、远者来”在当代宝安得到完美体现。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绝大多数社会交往行为发生在彼此互不相识、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之间，这是开放社会的典型特征。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交易关系、彼此互信建立在契约、法律的基础和约束上，社会帮扶通过政府强大的动员和慈善公益机制来调节，大家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每个人都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从粗放被动式管理到实时泛在、有效管理。在农村管理体制下，“村委会”负责村中全面事务，这种管理比较松散、粗放，很大程度上依赖“能人管理”，靠“村规民约”和“熟人约束”来管理。同时，许多公共服务由村自理，由于每个村初始条件不同，村与村之间各具特色、差异性大。“撤村改居”后，政府对居委会投入一定经费，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给予更大比例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居委会在宝安早期基层管理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居民自治组织，又是政府管理协助组织，同时，政府为了确保在基层管理中对集体经济的调配能力，普遍采取社区党组织、居委会、股份合作公司领导交叉任职方式，基本上是“三套班子、一套人马”。2005年，特区内创设社区工作站，将原来由居委会承担的行政职能剥离出来，交由社区工作站负责。宝安2008年开始设立社区工作站，随后完成政企、社企分开。2017年底，宝安推进以社区党委为核心的新时代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对社区党委定位、定责、定员、定岗、定费、定薪，并作为独立预算单位，把市、区直属的环保、交通、交警、市场管理、网格、整治、治安消防、安监等“4+4”支队伍下沉到社区，统一由社区党委领导，与社区工作者“搭班干活、捆绑作业”，赋予社区党委用人权、考核权，进一步做强做实做硬了社区党委，平均每个社区党委可调动120多人、1400多万元资金，把社区党委打造成“独立战斗连队”。同时，全面绑定八大领域33类主体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进物业高水平全覆盖，调动社会组织和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初步实现了“实时泛在、有效管理”，朝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方向不断深化改革探索。2019年，宝安又启动了社区边界优化调整，促进管理资源均衡化分布，消除“插花地”“飞地”管理空白，推动社区治理更加精细化。

四

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

40年前，中央设立经济特区，就是要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先行探路。新时期，党中央着眼新形势，赋予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历史重任。在建立经济特区40年这个节点上，深圳重整行装再出发，从“试验田”到“示范区”，不但自己要发展得好，还要给国家发展探索打造新样板，形成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范例。

经济领域先行先试、敢闯敢试。经济特区建立之前，宝安县委就在广东省的支持下，开展边境小额贸易，不愿受僵化意识形态束缚的宝安人不经意间拉开了这场史诗般改革的序幕。经济特区建立以后，深圳以“敢为天下先”精神，大胆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条条框框，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40年创造了在全国领先的1000多项改革创新举措。从1980年代初期的工资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基建体制、土地使用和住房制度、价格体制、企业体制等方面改革，到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从单项改革向专项系统改革转变，特别是在资本市场进行探索实验，创办了招商等区域性股份制银行，1987年公司发行股票，1990年建立深圳证券交易所。1990年代，深圳围绕在全国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法规体系等方面大胆探索；进入21世纪后，深圳不断深化经济、行政、社会、文化体制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宝安的探索创新从未间断，诞生了全国多个“第一”，引进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票、诞生全国第一家内地股份制企业、敲响“农地入市”第一槌、全国首创工业控制线、建设全国首家纯中医治疗医院……深圳经济特区的贡献，不仅在于自身的高速发展和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方面探索了道路、提供了经验。

新时代勇当尖兵、走在前列。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对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将深圳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之一，要求发挥核心引擎作用；201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文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时代不同、角色不同、使命不同、内涵不同、功能不同、标准不同，中央对深圳的期待和要求已不止于经济发展，要求深圳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从过去的大胆闯、大胆试，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既要先行，还要示范带动，从过去主要在经济领域先行探索，到现在“五位一体”各方面各领域先行示范、走在前列。改革“实验室”的升格、“经济特区”转向“综合特区”意味着深圳不能只做“单项冠军”，更要做“全能冠军”；不仅要在经济发展领域起先行示范作用，还要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上作出表率。这个发展不光体现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上，更体现在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环境上、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现代城市文明上、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对深圳、对宝安来讲，这是继经济特区建立后又一次再创奇迹的启航、又一次波澜壮阔的进军。

面向未来树立标杆、当好示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课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广东、深圳的实践，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提出了“五大战略定位”“三个阶段发展目标”“五个率先”等要求。2019年9月，深圳召开市委六届十二次全会，专题对先行示范区建设作出部署，明确提出把先行示范区作为深圳一切工作的总牵引、总要求，当前主要做好实现2025年第一阶段发展目标的方案，制定实施2019-2022年、2023-2025年两个三年滚动工作规划，跑好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第一程”。宝安作为深圳的国土大区、经济大区、人口大区，自觉把宝安的工作置于国家和省、市全局来思考，放眼“双区”建设大局来谋划，区六届五次党代会明确了宝安在“双区”建设中的三项重大使命，一是携手前海共同打造国际化城市新中心；二是全力打造世界级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智创高地；三是打造“西协”桥头堡、珠江口东西岸联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核心引擎。如今，方向已经明确，如何当好示范，唯有奋勇前行。

五

从“制度自信”到“行动自觉”

深圳经济特区的巨大成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功的经典范例，是制度自信的重要底气，也是把“制度自信”转化为“行动自觉”的动力源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梳理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经过70年建设发展、40年改革开放实践检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是“两大奇迹”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独一无二的中国制度。

“深圳奇迹”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活力和强大优势。实践已经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带领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其他国家从来没有过的。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深圳始终以探路先锋的姿态跑在最前面，引领全国发展一日千里、日新月异。深圳用发展奇迹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焕发出的强大生机与活力，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无比正确和科学。同时，深圳的生动实践，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提供了丰富素材和鲜活经验。深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土地使用权拍卖制度、商事登记制度、特区立法等方面作出诸多有益探索，为相关制度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深圳经济特区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这种支持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不是计划经济下的资源指令性配置，既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势及制度自信，也说明市场配置资源是这种优势与自信的物质基础，是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实践。特别是，我国快速有效控制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充分彰显了“中国之治”的巨大威力，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医药文化的巨大威力，充分彰显了基层群防群治、联防联治的巨大威力。

新时代深圳人必须做“四个自信”的行动派、实干家。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必须坚定地写在中国大地上，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必然在中国大地上实现，深圳的新奇迹新辉煌也必将在坚定自信的奋斗中书写。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符合中国实际的制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我们相信，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纵深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展现出更大的比较优势和更加旺盛的生机与活力。《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的权威源自于人的内心尊崇和真诚信仰，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必须坚定制度自信，形成制度执行最持久而强大的动力。作为特区的党员干部，我们要把这种“制度自信”转变成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增强制度意识，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把制度变成规范，始终模范尊崇制度、执行制度、维护制度，当好制度执行的表率，当好行动派、实干家，用实际行动彰显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在新时代书写新的伟大奇迹。

还是这片海，还是这个湾。站在时代峰峦，人们已然看到广阔海面上露出桅杆的航船，已然看到粤港澳大湾区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朝日，已然看到深圳先行示范区迈出的坚实步伐。我们更要以舍我其谁的胆略、当仁不让的胸怀、先行一步的行动，为深圳跻身世界一流城市贡献宝安力量，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奋勇前行。

载自《特区实践与理论》2020年第4期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专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