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现场。

陈文教授做客区委党校讲授城市治理与创新。

为何要加强城市治理，如何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文教授日前做客宝安区委党校，他结合国内外城市治理的相关案例，以及深圳市在城市治理过程当中面临的相关问题及创新举措，详细阐述了强化城市治理的必要性及对策思考。

加快解决城市治理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深圳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是一个奇迹，陈文说，没有哪个城市在短短的三十几年之内，从几万人发展到1300多万人口。城市一方面需要发展，但另一方面要加强治理。

他表示，以人为本体现在城市治理的方方面面。现在许多城市都经历了快速城镇化的过程，并伴随有很多城市病，比如堵车、垃圾围城等。陈文说，城市快速发展与社会生态发展不协调，从而导致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活的负面效应和问题叫城市病。城市病一般分为几种类型，经济病，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深圳在大量处理公司欠薪的问题；社会病，就是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人口膨胀、住房紧张等；生态病，各种各样的环境污染、水资源污染等。从现实情况看，城市治理确实存在各种问题。

“国家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就是城市竞争，更准确地说是城市群的竞争。”为什么这样说？陈文指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其实是一个发展趋势，因为未来的城市已经不是概念上的一个行政区域，比如深圳市或者惠州市，而是一个城市群的发展，深圳离不开东莞，东莞离不开惠州，惠州也离不开深圳。像美国的城市群也是一样。比如波士顿，波士顿一个市相当于深圳的区这么大，而真正的波士顿是一个大波士顿，是一个城市群，纽约也是一个城市群。

陈文指出，当前城市治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和短板，如果常年累积的话，对于整个城市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是有负面效应的，而且要加强城市群的建设，解决城市治理问题十分必要。

多举措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那么如何提升城市治理水平？陈文从多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其中完善城市治理的法治制度是重要内容之一。

他表示，当前在城市基层管理过程中存在法律依据不足、法律规范性不强等问题。“比如说超门店经营，我们专门梳理过深圳城市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很多法律法规里面提到的是应当查处，但由谁去查处，查处以后怎么办并没有明确规定，相关法治制度并不是很健全。”陈文以香港为例说，“我们到香港去购物的时候会发现，香港店面再小，也不会把东西放到街道上来卖，但我们的店面再大，店主也想把它摆到街道上卖。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问香港的管理人员，他说很简单，就是在颁发营业执照的时候，很清楚地规定了营业面积，左边多少米，右边多少米，前面多少米，后面多少米，超过1米怎么罚，超过2米怎么罚，办营业执照的时候后面就附上这些内容，颁发执照与后期监管相结合，用规约来约束商家。”

第二个方面是利用先进手段整合城市各种资源，有效地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实现城市的高效运行，促进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第三个方面是提升城市治理的法治能力。陈文介绍，在进行城市治理的过程当中，法治化程度近几年虽然有了较大提升，但还是不够精细化，特别是有些街道、社区承担了部分并没有法律依据的相关事务。

第四个方面是如何提升城市治理的精细化管理水平。他举例说，最近深圳发生了几起高空坠物事件，也凸显了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问题。新加坡的高层建筑都会有安全廊道，上面还有遮挡防护，如果有东西掉下来，也是掉到遮挡的安全廊道上，不会直接砸到人。陈文表示，城市治理精细化包括了城市治理方式的精细化、城市治理标准的精细化、责任体系的精细化等多个方面的内容。“说到责任体系，其实很多责任还不是很明确。”他指出，比如主管责任和属地责任，究竟什么叫属地责任，属地责任包括哪些？现在出了问题以后大部分都是属地责任。还有社区共治，究竟是谁来牵头，怎样落实，不部署好就会导致议而不决，决而无用。

第五方面是如何提升城市的服务能力。陈文认为，都说要加强城市服务，但事实上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的服务是重在提供服务，但是对于服务的类型，还是需要去明晰。“我个人认为，基层治理的服务主要是三类服务：一类是行政性服务，就是办证，现在这方面确实越来越便捷了。二是公益性服务，比如说社区养老、家庭养老。宝安做得也比较好，有些股份公司专门设立了社区养老的服务设施。第三类非常重要的服务，但我们做得还不够的叫做便民性服务。”陈文介绍说，“在大城市里生活，这种便民性服务有的时候越来越难找，比如找一个地方去修鞋常会找不到，去缝补一下衣服都会很困难。有些国家在社区里面免费提供便民性服务，而且政府会在这上面贴上标签，拉近了和市民的关系。我觉得党群服务中心可以进行这样的探索。像这种便民性的服务，一年花不了多少钱，又可以解决相对收入比较低的人士的就业问题，政府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补助，而社区居民也能从中受益，比如说在市场上缝补一件衣服可能要20块钱，在社区里10块钱甚至5块钱就可以了。”

第六个方面是如何提升城市治理的协商共治能力以及智慧化水平。陈文表示，近年来我国智慧生活越来越普及，发展速度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包括微信支付、支付宝等都非常便利。但另一方面，城市治理的智慧治理水平还需要提升，包括互联网+基层治理、互联网+社区治理、互联网+基层党务、互联网+社会服务等等。他举例说，“像伦敦的城市交通信息化网络实行了预测式交通预警，他们利用后台大数据，当即将进入拥堵状态时，交通红绿灯开始变化时间长短并进行疏导，尽可能疏导交通。”

陈文提出，城市治理层级过多会导致层级与效率成反比，往往效率越高，层级越少，可以进一步缩减优化层级结构，建立扁平化的城市治理架构。

宝安日报记者 张萍 图片由宝安区委党校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