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苏讲述的有关沙井地区工人用单车运粮的旧照。何煌友 摄
1984年，沙井宾馆开业。（资料图片）
/ 口述时间 /
2023年8月7日
/ 口述地点 /
新桥街道清平古墟桥头南路7号
/ 本期采写 /
宝安日报记者 张小葵 通讯员 潘惠茹
口述者说
我出生于战乱年代，在炮火中求生存，那个年代，仅仅是活着就已经很幸福，不敢有更多奢望。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我不可能活到今天，更不敢想能住上大屋，过上温饱安全的日子，我觉得好知足。
新中国成立前，沙井桥头墟（编者注：现新桥清平古墟）无日安宁，日本人走了伪军来，伪军走了土匪恶霸来。自从中国共产党来了，天下就太平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分得了田地，因为不懂耕田，我又把田地归还国家，我也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顶着炮火饿着肚子逃难到桥头墟
我出生于1927年，家乡在广东顺德。我记忆中，大约是7岁那年，我的家乡顺德到处战火，一片狼藉，村里的人不是被日本人打死就是饿死，流离失所。
我父母在我7岁那年先后饿死，叔叔也饿死了。我们顺德的房子被日本人烧光。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由于家里没有能力养，妹妹只好送人；姐姐则嫁到新桥。没有了父母，也没有了家，姐姐是我唯一可投靠的亲人，于是我就跟着同村人一起逃难，走路来到新桥的桥头墟来寻我姐姐。因为当时我姐姐刚嫁到新桥几个月，同村正好有人要去桥头做买卖，于是就一路带着我走到桥头来。
我还记得，当时我先从顺德走到广州，又从广州走到东莞太平，走了两天两夜，从太平又走了两天才走到新桥。一路上看到都是逃难的人，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大家一听到头上有飞机飞过的声音，马上就抱头找禾苗树林躲，生怕被炸死在路上。那时候，就算不被炸死也可能饿死，路上好几天都没有找到吃的，大家一直饿着肚子赶路。
在桥头墟上逐家铺打杂工挣食长大
走了四五天，我们终于走到新桥，见到桥头墟是一条很繁荣的街。墟市每天早上七八点就有人担货来卖,公明、松岗、石岩、沙井、福永的人听说桥头墟旺，都来这里投墟（编者注：到集市上摆摊），买货的人、卖货的人，什么样的人都有。做生意就是这样，哪里旺市就到哪里投墟。
桥头墟只有一条街市，街上有米机厂、米铺、文纺铺（编者注：专卖嫁妆的商店，有布匹、被单、首饰、滕箱等嫁女物品）。桥头墟还有渡头，有船只来往，有专门装货到东莞太平和广州的船。
我住在姐姐家，最初在文纺铺帮忙洗碗、拖地，打杂工，那个时候能够有地方挣两餐饭，有米下肚就已经很好了。文纺铺主要是卖布的，生意一般般。后来，日本人和伪军轮番过来，这里也就不得安宁了。
我在文纺铺干了差不多两年，地方恶霸来打桥头，抢光了文纺铺的布，老板就关铺。没活干，我只好回姐姐家，姐姐也困难，没能力多养我一个人。没多久，姐姐家旁边开了间烧鹅店，我就到烧鹅店当店小二，给客人捧烧鹅饭，擦桌子洗碗。那个年代，只要有工做有饭吃，能养活自己就已经很万幸。
烧鹅店的老板是新桥本地人，他的儿子是当时的新桥小学校长。那时我将近10岁，老板每天给我两餐饭食，我自己能挣食，这样姐姐就不用负担我。
后来，香港好多难民回乡，老板有生意头脑，做好钵仔饭担到路上摆卖，卖给沿路逃难的香港难民。我最远去到黄田的公路边摆卖砵仔饭，几分钱一砵青菜和白饭，一天能卖几十砵，早上出门，晚上卖完又回来。
在烧鹅店干了几年，我又到米铺当杂工。我打工的这家米铺是桥头石灿培开的，我在铺里卖米、磨米、磨谷，收拾店铺。经常从米铺搬米到米机厂车（碾）米，米车好之后又再搬回来。有一次米太重，我扛不住，整包米从肩头滑下来，正好压到米机厂的一个女人，吓得我半死。如果压坏了人家，都不知该怎么赔偿好。
干了两三年，沙井伪军陈培从高岗打过来。那天，天还没亮，好多人蒙着棉被逃难，一个大炮打下来，落在街口处，我亲眼看见，那一炮打死了5个人。当时我就走在前头，回头看到5个人血淋淋地倒下，我吓得两腿发抖不敢走，只好回去躲在柴房，用几捆柴掩藏自己，等伪军散了才敢出来。那次真的危险，可以说我从鬼门关走了一回。
伪军把米铺打散了，我又一次失业。好在桥头店铺多，一家倒了一家起，我就逐家去打工。
后来我到“合安盏”做伙头。“合安盏”是榨油卖油的杂货铺，我在店里早上负责开门、煲茶、打扫卫生、洗碗。那时我14岁左右，住在铺里，一天两餐，一年一套衣服。
“合安盏”生意还是不错的，有几条油榨机，专门榨花生油，老板向农民收购花生后过机榨油卖。
不到三年时间，我又到一家曾姓人开的米铺磨谷碾米。米铺共有3个工人，一个管家，一个女孩，一个我。伪军三番四次来桥头墟“揾食”（搵食，粤语，原意是打工挣食，下同。此处意思伪军来搜刮好处），我们跟着老板白天走到公明田寮，晚上又偷偷回来米铺守门，那段日子都是在夜里关门碾米卖，各间店铺白天都是关门人走空，晚上才敢回来，做生意也不敢打开门。
在桥头墟铺上打工最长久的一家铺是瑞丰米铺，几个新桥人合伙开的，只有我一个工人磨谷、车（碾）米，早上请上寮村的人担米提谷走路到西乡卖，我也跟着去，麻包袋一包装110斤到120斤左右。
担米到西乡要很早起床，凌晨3点就要出发，卖完要赶回来开铺。有次卖完米回来走到黄田，被恶霸从山头跑下来持枪打劫，他们想抢米抢钱，我们拼命跑，躲过一回。有一回我和上寮人早上出门到白石厦时，遇到两个恶霸带着十几个人来抢米抢钱，我说米不是我们的，我只是帮老板担米卖，你抢了我们的米，我们没法向老板交代，我和上寮人拿扁担打恶霸，打不过他们，米和钱都被抢走了。
晚上我们回到新桥大庙看戏，正好看到那几个抢米抢钱的土匪，老板趁着土匪看戏不在意，找人把他们抓住。
我在瑞丰米铺打工时已有十五六岁，老板给我的工钱是一个月50斤谷，后来升到60斤。老板还升我当米铺管家，米铺还有个新桥本地人当掌柜。我和他打理米铺，他负责收钱，我负责干活。
退还田地转做搬运工人养活一家人
瑞风米铺老板很信任我们，平时很少在铺里，都交由我们打理。一直干到解放，一起担米的上寮人帮我介绍了对象，老婆是塘尾人，我们结婚成家后，在桥头墟租铺自己开米铺。我们到米机厂碾米后担到沙井卖，一斤米一角左右，挣的钱只够我们两夫妻吃两餐，没有钱剩。
土改后，新桥在桥边给我们分了三四亩咸田，我们两夫妇都不会耕田，请人耕了一阵子后，就把田地还给了新桥，不要田地，我们夫妻转工人户口。
我去墟上搬运站当工人，搬沙搬谷下船，船到货来帮忙卸货，用车拉沙，谷就靠双肩扛。后来我挣到钱，买了台单车也到新桥客运站载客拉人，客运站也属搬运站管。
我在搬运站一年左右当了副站长。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松岗、福永、沙井3个地方的搬运站合起来，总部设在松岗，各分站有负责人。我继续当副站长，管几个地方的业务，要排工、分工、组织开会。接到业务来时要及时分派出去，一般都是单车载客、车货、搬运。
后来，搬运站工人要自带单车加入，平均每月30元到40元。我当行政的，和普通工人一样拿30元工资，平时同样要踩车拉货载人。15元拿回家养妻活儿，15元自己使用，其中八九元伙食，3元买毛巾牙刷。
搬运站日常业务不多，除了日常载客，搬运也有分季节，比如秋收后农民上缴公余粮，搬运站帮粮所搬米搬谷。供销社送货到各生产队，我们经常晚上送货。
修新沙路时，从新桥到沙井整条公路的泥沙都是我们新桥搬运站负责搬运的。那时还是人工骑单车拉泥沙，并不是货车运载。现在，一辆泥头车运载量比我们整个队伍用单车拉3天还要多。
最困难是大锅饭、大炼钢时期，大家把米拿出来集中在桥头墟煮吃，才吃了几天粮仓就吃光了。一家大小没米吃，到处找食，后来只能吃糠饼。
新桥有家米机厂，没米剩糠，糠本来是喂猪的，那个时期人没饭吃，和猪一样吃糠。
修水库时期，我们搬运站帮生产队送工具、送粮食去水库，先后修建深圳水库、石岩水库、七沥水库、罗田水库、福永水库，我们逐个送。有米就送米，无米就只能送糠饼，没办法，修水库体力消耗大，吃过糠饼的人才知道糠饼好干，很难咽下去。
我们只要接到业务，三更半夜都要骑着单车出门，不管是车粮食、车工具都要出发，日晒雨淋，捱更抵夜。搬运站工作虽然辛苦，但是多劳多得，基本工资固定，三更半夜出门干的收入自己拿，不用交回站里。
我踩车最远是到深圳镇，一次收五六元，都是三更半夜出门的。当时的刘斌书记常去县委开会，三更半夜打电话到搬运站，都是我踩车送他去开会。刘斌书记不管去哪里，多远路都喜欢叫我送，他说我不怕苦，实在。【备注：1950年4月，宝安县整编为一、二、三、四4个区，各区成立党委。沙井属四区——上南区管辖。1955年秋季，四区党委按地名改称上南区党委。刘斌于1957年春至1958年2月任职四区——上南区党委书记。1958年3月，撤上南区设立沙井乡，刘斌任职沙井乡党委书记。——据《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公社、乡、区）组织史资料》（1949年10月至1999年12月）】
1972年，沙井成立二轻管理站，搬运站属二轻下属单位。1977年6月，二轻、建筑、搬运等集体企业划归公社管理，属社办企业。
搬运站划归社办企业前，时任沙井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副经理的江造问我要不要到县运输局，县运输局有指标抽人出去，好多人都想去。市运输局领导也下来两三次要人，但我自己没文化不敢去。我没读过书，只在扫盲班上夜校认过几个字，后来靠自学多读书报认字，没有上过正规学校。江造说你既然不去，就在社办好好干。1978年底，社办调我去当厂长。
为接待投资港商参与筹备建设沙井宾馆
改革开放后，因为招商引资，从香港回来投资的港商多，就要有间像样的宾馆接待港商。那时整个沙井只有一间大茶楼，规模小，只是做日常早午晚饭餐供应。农工商联合公司领导大胆创新，计划成立一间高档的沙井宾馆。沙井人向来做事作风都是敢作敢为。有了计划很快就成立筹备组，江造抽我回来参加沙井宾馆筹备工作。
沙井宾馆就在沙井大街上，地是公司的，从香港请建筑工人装修师傅来施工。筹备组专门到广州人民大厦、南方大厦、东方宾馆参观。沙井宾馆请了第一批90多个年轻服务员，又带她们到广州去学习，还从广州请回大厨,专门做粤菜和港式点心。
1984年，沙井宾馆开业。开业当天，广州人民大厦、南方大厦、东方宾馆的负责人都过来，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场面搞得很隆重。
沙井宾馆成立初期的经理是陈东成，后来由樊建平接任，我当副经理。
沙井宾馆成立最初主要是服务港商，后来沙井本地人生活条件改善，本地人也是沙井宾馆的消费主体。结婚摆酒、入伙点灯、摆大寿都上沙井宾馆，平时假日，农民洗脚上田也来喝早茶。
后来，广州有一家啤酒厂又把啤酒放在沙井宾馆代销，这个业务很挣钱，福永、松岗、西乡都来沙井宾馆买啤酒。业务做开了，连南头的一些酒楼开业也到我们这里提啤酒，还叫我们帮忙请师傅。
沙井宾馆的月饼做得好。每年中秋，机关单位、各大队、厂商都来沙井宾馆订月饼，很多人吃过也是赞不绝口。
沙井宾馆起初生意很好，年年挣钱，业绩好时一年挣100多万元也有过。我从1985年当沙井宾馆副经理，1993年退休。我离开后，沙井宾馆改承包，好多原因导致最后亏损停业，确实是很可惜，但当年的沙井宾馆确实是沙井经济发展的一个创举。
共产党带领我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
我是1950年结婚的，我们没要田地改吃居民粮食。1951年，老婆生了大女儿后也到搬运站当搬运工兼煮饭。我们有4个女儿、2个儿子，老婆怀着最小的女儿也去担谷，女儿早产后夭折，老婆一直生病，没法干活，在家中休息。
我一个人挣8个人食，因为自己没读过书，拼命也要供孩子读书。大的两个女儿小学毕业遇着“上山下乡”政策，到新桥6队大庙当知青，当了三四年知青后，一个分配去医院，一个分去竹器厂。
1972年，老婆走了。第3个儿子刚上高中，因为母亲过世伤心得读不下去。退休后，我经常到老干中心和退休职工干部聊天，老婆走了十几年，孩子都大了，我才再娶，找个伴。
以前的区领导曾汉良也是桥头墟人，他一直关心支持家乡建设。曾汉良出钱出力，从区到镇到村三级单位跑，发动桥头墟居民一起齐心协力把桥头墟搞好，桥头墟有几百年历史，文物古迹多，虽然不能重现昔日辉煌，但作为这里的居民，我们有义务把桥头墟搞好。
我们加固修葺永兴桥护栏，做好永兴桥周边绿化，建了石壆，并把清平墟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向上级申请作为历史文物古迹单位保护，这样防止日后有人乱拆建破坏。
我还帮忙到现场监工。经过几番修葺的清平墟如今是宝安难得的一处有人文历史，有自然风景的好地方。
我7岁来到桥头墟，今年96岁，在桥头墟居住了89年，可以说是见证了桥头墟的盛衰。
我很感谢中国共产党。我们这一代人，如果没有共产党就活不到今天，不被打死也早饿死，哪能有今天住大屋衣食无忧的安稳日子。
记者手记
筚路蓝缕开创历史 埋头苦干谋求发展
从战火纷飞中出逃，是为了活命；逐家铺打工挣两餐食，也是为了活命，从冯苏的口述里，我们深刻感受到：旧社会的穷苦老百姓，单单是活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更不能想象会有今天这样的美好生活。好日子是在坚忍不拔的勤劳吃苦中过出来的，也是在穷则思变的开拓创新中走向更好的。从炮火连天的岁月中走来，冯苏老人的一生起于磨难和艰辛，如今退休在家，颐养天年，是对他一生辛劳勤奋的最好回报。
冯苏的一生，正是千万宝安人民从艰苦年代一路走来，筚路蓝缕开创历史、埋头苦干谋求发展的缩影。 （张小葵）
本版图片：宝安日报记者 刘安邦 张彩玲 陈文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