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金宇 摄影 刘安邦
陶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之一，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景德镇瓷器“集天下名窑之大成，汇各地良工之精华”，是中华优秀陶瓷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
话说嘉靖五彩鱼藻纹大罐
嘉靖五彩鱼藻纹大罐，是中华优秀陶瓷文化这顶王冠上的璀璨明珠，堪称东方文化复兴时的杰作。
检阅当今公开的典藏资料，嘉靖五彩鱼藻纹大罐尚存不过10余件，大盖罐全世界约有7件，北京故宫、法国吉美博物馆、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美国华特斯艺术陈列馆、美国亚洲协会洛克菲勒陈列馆、日本富士美术馆、箱根MOA美术馆各1件。另外美国纽约大都会、日本富山、福冈、出光美术馆还有无盖的此类罐，至为珍罕。
作为嘉靖御瓷之最杰出的代表，此式五彩鱼藻纹罐的出现切实提升了嘉靖官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极大改变了明后期世人对嘉靖官窑的评价。清初叶梦珠于《阅世编》评阅：“瓷器，除柴、定、官、哥诸窑而外，惟前朝之成窑、靖窑为最美，价亦颇贵。”叶氏为明末清初人，此见解正是代表晚明以来士人的审美结果。入清以后，嘉靖御瓷之五彩鱼藻图案深得清宫钟爱，康熙朝曾将之摹造在五彩瓷盘，并署款为“在川知乐”以昭示其寓意，亦成为有清一代显赫的名品。由此可见，嘉靖五彩鱼藻罐对后世影响之深远。2000年10月29日，一件嘉靖五彩鱼藻罐，在香港创下了世界瓷器的纪录，价值4404万港元；2017年12月29日在香港展览中心佳士德秋拍场上拍出了1.8亿港元，附拥金2.1亿港元，是这次佳士德拍品中最值钱的一件。
有明一代御瓷上装饰鱼藻纹始见于宣德时期，但多限于小件器皿，真正推动鱼藻纹广泛流行是在嘉靖时期。嘉靖皇帝一生崇信道教，极为推崇老庄思想，鲤鱼是道家敬仰的圣物，被称为“赤晖公”。同时，嘉靖皇帝曾自称为“天池钓叟”，这也表明了他对鱼的喜爱之情。嘉靖二十一年之后他更是不理朝政，潜心修玄，以致当时烧造的御瓷当中不乏道教色彩浓郁的器皿，这正是鱼藻纹出现并流行的根本原因。史料档案的记载正好亦印证此番转变，例如嘉靖本《江西省大志》卷七之“陶书”一章载录，嘉靖二十一年曾下旨烧造“青花白地满池娇鲭鲌鲤鳜水藻鱼罐二百（件）”。
庄子的道家思想中，“鱼”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形象地体现了其思想内核，即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理念——最著名的便是“知鱼之乐”。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知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一个关于新中国红色官窑“官”仿“官”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陶瓷艺术发展体制是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下进行的。是在一种举国体制下的公有制条件下发展景德镇陶瓷艺术，将发展景德镇陶瓷列入中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为陶瓷发展解决一系列难题，即被当今人们称之为红色官窑时期。
计划经济体制下，陶瓷艺人们按职称、按级别拿工资，没有生产指标。陶瓷艺人们在创作艺术品时，能够心平气定，心无旁骛，不计时间，不计工本，精益求精，精雕细琢。一件好的作品往往要花费数月，甚至近年时间完成，有的还需要多方面的艺术家共同合作方能完成。生产粉彩、古彩的艺术瓷厂由专人配好原料，由盲人工匠长时间研制出优级的粉彩、古彩。这些色料有珐琅彩成分，色彩的表现力与丰富程度远远超过珐琅彩。
70年代末五彩鱼藻纹大罐，柴窑烧制，矿物质颜料，正是“官”仿“官”嘉靖五彩之翘楚，因为工艺复杂严谨，制作要求苛刻，矿物质颜料严格，画法古拙传统，珍稀无比。据香港藏家张先生介绍，70年代末景德镇五彩鱼藻纹大罐由欧美皇室贵族博物馆、美术馆精心制作的展品，通过法国文化部发函定制，由景德镇艺术家集体制作，不超过8个，当年由香港转销到法国就价高近10万元人民币一个，由于特殊缘故，一个流到国内收藏家手中。当年国内古彩艺术家们，无比珍惜国家和自己的荣誉，拿出绝手招术，不计名利、不计工时、精工细作，守正创新，为恢复传统陶瓷艺术而精心制作五彩鱼藻纹大罐，艺人集体创作的陶瓷代表着历史上官方制瓷的最高水平，受景德镇陶瓷彩绘传统习惯影响，古彩、斗彩与颜色釉不署名。从艺术成就看，该艺术家画稿应该在故宫学习研究过原作。
同时，1977年至1997年的二十年间，也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景德镇陶瓷艺术结出有史以来最为丰硕成果，发展到历史顶峰，取得了历史最辉煌的时期。“红色官窑”五彩鱼藻纹大罐就产生这个时期。
新中国五彩鱼藻纹大罐的艺术成就
本盖罐高46公分，唇口，短颈、丰肩，圆腹，腹下渐收，圈足内凹。通体以青花、红、黄、绿等诸色，剔透明澈，釉面微微凸出，釉水之润像涂抹了一层猪油（饱含油脂的松明子烧制），有宝石质之感，有玻璃质之光，手感度极灵，绘传统鱼藻纹。肩饰覆叶纹；近足处青花绘蕉叶纹；腹部以黄彩加矾红绘八尾鲤鱼，辅以各式水草荷花。圈足内双圈青花书（大明嘉靖年制）楷书款，青花呈色浓艳，笔法苍劲，字体紧凑，运笔沉着，非普通匠人刻意追摹所能及者也！经过三次柴窑烧制，底有惊釉。盖周边一圈绘四条鲤鱼藻纹，寓意四季平安，盖面饰缨络杂宝纹，上置火焰纹宝珠钮。
本盖罐造型敦实而秀润，肩部装饰一周五彩变形莲瓣纹，与颈部青花芭蕉叶相呼应。腹部由四组荷花及不同形态的水藻组成池塘鱼藻纹，鱼纹及部分水草、荷花、残叶均采用套色法绘制，用黄彩垫底，红彩描绘细部纹理，增加了画面的真实感。此画法一般称为“黄上红”技法，早在成化时期就开始运用，到嘉靖时期广泛使用，增强了纹饰的立体感。
通景绘八条鲤鱼浮游其中，鲜活跳跃于浮萍和水草之间，以线条勾勒鱼鳞，以黑彩点睛，悠然自在，形态各异，水草用青花渲染，妖娆浮动，虽无画水，水自然而现。其施彩风格豪迈，繁缛华丽，色泽浓艳，变化丰富，红彩苍雅深沉，一如枣皮之色，为典型的嘉万彩瓷之特征，绿彩厚润而翠意闪现，极具厚实质感，绝无晚清仿品之飘浮黯淡，黄彩鲜明而不俗，仿若金箔贴附，绘饰诸鱼所用的橙红彩颇为独特，沉凝内敛，是由矾红与黄彩相混而成。总而言之，诸彩相配得当，相互辉映，显现新中国五彩红妍绿翠的艺术特色，一如前人赞誉：“龙凤花草各肖形容，五彩玲珑极尽华丽”。
所见诸鱼鳞鳍清晰，飘逸灵动，极具神采，虽其绘画之线条并非如明早期官窑或清代官窑那般工致细密，然则古拙有力，运笔恣肆而不失神韵，在鱼儿与水藻的空间分布上亦是十分自然，绘者似未刻意经营画面空间，然而此类“池塘小景”画面则给人意蕴无穷之感，因为它质朴自然的生动，得以更好展现诸鱼无拘无束之游姿。内辟挂满釉，比原作不做釉做得更高档细致。达到了董其昌所说：“妙在能合，神在能离”的境界，也切合晚明文人所崇尚的返璞归真、稚拙可爱的美学思想。
五彩鱼藻纹大罐的制作工艺比较复杂，首先要分段进行印坯，之后用泥浆黏结成一个整体拼接起来，修坯以后进行彩绘，先在坯体上用青料描画图案的局部，比如这水草的部分，同时也为釉上彩的整个图案起一个定位的作用，这就是浮萍，入窑经高温烧成以后，施透明釉，再在釉上按釉下青花定好以黄彩描绘其他部分，然后入窑低温烧一遍彩，出窑以后再用矾红草绿黑彩等补齐整个图案。再入窑温度稍微低一点再烧一遍彩；再比如，本器上的鲤鱼有两种颜色，需要先上黄釉烧制，然后再上一层红釉，由此表明，本件大罐至少需要烧制三次。这里的“黄上红”工艺，不管从技术难度还是兆头意味（同“皇上鸿”），再次呈现了嘉靖朝特色。因为大器的反复入窑结果无法预料，所以这件高达46cm的大器更显难能可贵。
站在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品味时代
五彩《古彩》瓷的五光十色，属矿物质颜料，矿物质颜料含铅量高，容易伤害人体，长期制作，会得职业病，难以治愈。现在基本不用了矿物质颜料，因为矿物质颜料开发殆尽，极为匮乏，所以基本上都是由化学颜料代替了，化学颜料对人体无害，但颜色方面难与以前的相比，难与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时期的五彩《古彩瓷》艺术攀比。
现代市场经济时期的五彩鱼藻纹大罐在彩釉上对比可见的红、蓝、黑、黄、绿、金等色均具的特征是化学料合成，不用试罩，不用调料，画成后只有平面手感，没有相关的凹凸感，当时颜色艳丽飘浮，时间久长颜色会消退，不能入瓷釉之中，特别是仿古的五彩鱼藻纹大罐有部分矿物质料，多是化学合成料，看上去彩晕漂浮，更像五光十色的缭眼火气，犹如火水或汽油在阳光下反射的彩晕，一看便知年份尚浅，火候未到，关键还是釉料的化学成分不同，所烧出的效果也不同，颜色味道也变了。
文化如水，浸润无声，连接着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研究瓷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研究历史。张大千仿石涛作品，达到以假成真，价值不菲；顾景舟仿古代名家紫砂壶，价比古人。新中国红色官窑“官”仿“官”是红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价值远远挖掘不够，目前对“新中国陶瓷”部分的深入研究关注较少，是一个宝藏，需要学术引导，使我们真切了解那一段鲜为人知的陶瓷历史。
70年代末五彩鱼藻纹大罐从造型到装饰手法，均是仿嘉靖五彩的制作工艺，只是釉面和绘画水平融入了作者解放后的创作灵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艺术家们“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精气神，充满了新的艺术气息，铸造了新的历史辉煌，它不仅有艺术价值、收藏价值，更有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但这段艺术“小历史”与时代“大历史”的激荡，却也像一本浪漫化的图像史，记录了历史，就像古人镌刻青铜铭文一样，将历史永远呈现在人们面前，传播出那个时代的工艺之美。
无可否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景德镇陶瓷艺术承前启后的历史性贡献，随着时间的流逝，为人们逐步所认识，更从市场价值上给予新中国陶瓷以公正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