茭塘社区调解现场。
对涉财物的纠纷分阶段逐渐弥合差距
一个装修工程，业主爽快地预付了50万元头期款，但对随后的工程效果不满意，加上工程的许可未申请下来，业主想与包工头解约并拿回头期款，包工头自然是不愿归还到手的钱，由此产生纠纷。
“律师是服务行业，要了解客户的需求。”这是刘金明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他的行动指南。他说，调解纠纷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当事双方的诉求，明确他们的权利义务。上述纠纷中，包工头表示同意解约，也愿意归还一部分头期款，但己方已经投入人力物力完成部分工程，应得到相应报酬，业主实际上也认可这一点。这时候，双方的争议焦点实际在于这部分工程的价值，而非是否应归还头期款，差距已经从五十万元缩小到十几万元。认识到这一点，业主与包工头双方都不再剑拔弩张，而是更心平气和地谈判，争议额差距进一步缩小到几万元。
双方谈判过程中，刘金明从未建议一个具体的额度，而是抓准时机，劝包工头将已经没有争议的款项归还给业主，即50万元减去他所认可的已做工程报酬，包工头当即同意并当场转账。由此，调解的阶段性成果被固定下来。
调解纠纷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明确告知当事人，人民调解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要明确告诉当事人，人民调解不是万能的，无法解决一切纠纷，弥合一切差距，调解员也不是协议的见证方或担保方，只是尽力促成双方达成一致，但无法让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刘金明说，人民调解是帮助解决问题的，但不是站在一方立场去满足他的所有诉求，也没有强制执行力。业主与包工头仍未就已做工程的价值达成一致，对此，刘金明明确告诉双方当事人，最后实在谈不拢，可以采用诉讼手段。鉴于纠纷的标的额已从50万元降至数万元，双方可综合考量诉讼成本等，再决定是继续谈判还是到法院起诉。
对弱势群体就今后如何保障权益给出实际建议
装修工程里除了业主和包工头，还有装修工人，这些装修工人往往受教育程度不高、维权意识较弱，对于他们的合法权益，刘金明不仅锱铢必较，还会就今后如何保障权益给出实际建议。
“不同的人对损失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前面那个纠纷里，业主和包工头对几万元的损失其实并不敏感，但对很多装修工人来说，几千元的工资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笔大钱。”刘金明说，包工头拖欠装修工人工资的常见理由是，工程还没验收、业主还没付钱。这时候，刘金明会对包工头说，工程是赔是赚是包工头的事，不应由工人承担，工人做了相应的活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有时是包工头跑路，装修工人讨薪无门，若业主还有尾款未支付，刘金明也会劝业主从工程尾款中支出一部分作为工人工资。
装修工人的合法权益要维护，对他们可能的违法行为也要及时制止。有时，装修工人试图泄愤或以闹解决问题，拿不到工资就以暴力损毁装修好的工程，刘金明会明确告知，欠薪与毁坏装修工程是两种法律关系，打砸抢不仅无益于解决问题，依据破坏情节的轻重还可能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刑法，面临拘留甚至拘禁的后果。
“在非熟人社会，要学会自我保护。”调解结束后，刘金明会建议工人，讨薪的维权成本高，之后的工程中要督促包工头及时支付工资，并尽量缩短支付周期，周结甚至日结，及时拿到手的钱才是最好的保障。
对涉及人数较多的纠纷做好预警
工厂搬迁没做好职工安置方案、物业公司将商铺的租赁包装成理财产品却无法向长租户兑现、健身房倒闭后未结算工资的员工和充值大额私教费用的会员聚集起来维权……针对社区里这些涉及人数较多的棘手纠纷，刘金明认为，首要的是避免集体不理智行为，“不是谁嗓门大谁有理，但人一多情绪一激动就很容易演变成争吵，当事人的关注焦点就会从怎么解决问题转移到如何发泄情绪。因此要先分开引导，让当事人选出几个代表，再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谈。”
这类涉及人数较多的纠纷往往利益纠葛复杂，除了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引导合理表达诉求外，刘金明认为，社区法律顾问首先要做的，是做好预警。
例如一宗纠纷中，首先是有一个长租户听说社区里有法律顾问后主动找上门来咨询，刘金明敏锐地意识到，这不仅是一个个案的问题，背后可能有一连串的纠纷。因此在纠纷爆发之前，他及时告知社区工作站和街道，有潜在纠纷，应提前做好法律事实调查并制定应对预案。“建立起预防机制后，即使问题爆发，也能及时提供解决方案，不至于措手不及。我们社区法律顾问能做的，就是做好预警，并为后续的解决方案提供法律支持。”刘金明说。
宝安日报记者 罗慧怡 文/图
■专访
刘金明：做社区法律服务
要“有所不为”
记者：您担任社区法律顾问是用“单打独斗”的方式，而“团队作战”有一个好处，就是团队里的人可以优势互补，您“单打独斗”时是否感到自己有无法满足社区需求的短板，有的话要如何克服呢？
刘金明：当然有短板。比如青少年普法其实存在一定的紧迫性，但我不懂教育学，不敢轻易做针对青少年的普法。青少年学生处于特殊的心理发展阶段，他们能接受什么、适合接受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接收法律知识，都和成年人不一样，其中针对小学生和中学生的教育方法又不一样，我没受过专门的培训，未必能把握好。
至于要如何克服短板，我认为，针对青少年学生的普法要更专业，也应尤其慎重，最好能在全区范围内统筹，成立专门的律师库，选拔有教育学专业背景的律师进校园普法，至少也要对律师进行相应的培训，并由专业人员对每次进校园普法的选题和内容做前置判断。
记者：您提到，普法宣传时有一部分人，例如装修工人，是很难覆盖到的，那针对这部分人的法律需求，应如何想办法满足呢？
刘金明：首先还是要问他们有没有被动接受普法的需求。从社区或者全区范围看，装修工人和包工头之间的纠纷很常见，但具体到个人，遭到欠薪并不是很常见的事。我处理的纠纷里，很多工人干了一辈子，这是第一次被人欠钱。因此，考虑到工人自己接受普法的意愿和成本，做好事后保障可能比前期普法更实际。
记者：社区法律顾问工作中有没有遇到一些阻碍？
刘金明：现在在鼓励社区法律顾问对社区企业进行法治体检，初衷是好的，是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重要一步。但很多企业可能传统思维还没扭转过来，不认为政府的初衷是服务，而是监管，导致法治体检的开展存在一定的困难。
因此，我建议首先要了解企业有没有这方面需求，其次，要评估由社区法律顾问去做这个法治体检的身份问题和时间成本，如果企业有抵触心理的话，社区法律顾问实际上没办法接触到核心材料，也没办法做长期深入的调查，没办法对企业的工资发放、合同风险、债务风险等方面进行真实评估。
宝安日报记者 罗慧怡
■社区法律顾问讲民法典
民法典保障债权人权益
工厂搬迁，有意拖延做职工安置方案，员工维权时最大的担心是，随着大量订单和设备转移到新的工厂，现公司变成“空壳”，即使最终经劳动仲裁胜诉，也可能因无钱可执行而无法执行，员工仍然拿不到钱。也就是说，员工胜诉后，作为公司的债权人，权益因债务人的财产转移而难以得到保障。
据沙井街道茭塘社区法律顾问、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金明介绍，民法典合同编完善了代位权、撤销权等合同保全制度，进一步强化对债权人的保护，细化了债权转让、债务移转制度，增加了债务清偿抵充规则、完善了合同解除等合同终止制度。也就是说，一旦发现公司存在通过特定的合同转移财产来降低公司履行仲裁判决能力的行为，例如恶意处置设备、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或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等，员工可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公司的行为。
宝安日报记者 罗慧怡